不能说西府不知，因为他的进谏，东西二府大佬权利重合，东府能知道西府的事，西府能知道东府的事，以便从大局着手处理国政。吕夷简此时带着西府的官职，晏殊也带着东府官职。

作为丈人，有没有提醒过？

这是出使契丹万一惹怒契丹人，将自己咔嚓了，宋朝敢找契丹人的麻烦？

一下子替晏殊扣了一顶大帽子。

晏殊脸气成猪肝色，还不能发作。结党营私，谁不怕啊！

赵祯和了稀泥，两边都不责罚，而是立传王拱辰，重新写了国书与誓书。当夜富弼留宿在学士院，天明便迅速离开京城。

不是赵祯软弱，此时西北战事并没有结束，难道将吕夷简与晏殊两相罢去？

知道有错误，但不能处理，这就是变通。

或追究富弼从乐寿私自返回京城，于皇宫中大吵大闹，失去廷仪罪名？此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指望富弼办事呢。只能不问。

这件事本来就此平息，但隔了几天，又引发新的争议。

郑朗写了一封信给吕夷简，是以奏折形式书写的，直接到了东府。

信上说吕相公，你此举用意无非以为已立国书誓书，复加契丹岁币，虽未加富弼三条，契丹会羞恼，但不会翻目。那么就可以借机趁富弼在北境没有进展之时，将富弼调回，重换一臣子议盟，将富弼功绩抹杀。

换原来郑朗也许不会说的，考虑的事情太多。

长时间压抑，让他不喜，与妻子交谈，终于醒悟。无所谓，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自己努力了，能不能成功，靠老天爷做决定。

之所以将这件事翻出来，是它引起很多后果，不是赵祯想和稀泥就能和得住的。

直接将吕夷简心思揪出来，继续说道，吕相公，国家是多事之秋，你身兼两府重职，应当以身作则，为群臣树立一个榜样。可你树立了什么榜样？虽有吏治之功，却无德化之功。

今朝你身兼两府，大权独揽，明朝他人得势，也象吕相公你学习，难道你又想开景佑党争之举？

并且你如今管理东府，又身兼西府之要职，做为官员，你也到了巅峰，可不顾国家安危，继续打压你看不顺眼的人，先是宋庠、郑戬、叶清臣、任布，富弼不顾辛苦危险，深入北境，契丹人贪得无厌，步步惊心，为什么你做为国家首相，继续玩弄权术，不顾国家？

是信函，也是奏折。

而且郑朗地位超然，他从不树党，范仲淹做错了批评，吕夷简做错了批评，一个地道的中立派，说话有权威。

德操不及范仲淹，也没有什么污点，一心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甚至不惜自身危险，深入战场的第一线，几年后又要远赴契丹，他不自称为君子，可天下有几人敢说郑朗不是君子？

最要命的几年后郑朗出使契丹，能不能回来？这时候谁愿意碰郑朗啊，那纯粹是自找没趣。

直接将吕夷简的用心毫不客气的揭露，说了后果，今天你得势，玩弄权术，但不要忘记，君子党已经茁壮成长起来，韩琦与范仲淹成了西北两颗亮眼的星星。一旦他们回到朝堂，再来弄你与你的小弟，然后你与你的小弟再弄君子党。这个国家成了什么？

对吕夷简的能力与功绩，郑朗从来没有否认过，做为宰相，吏治之能赵祯朝时，无一人能及之。可这个德操实在成问题。本来还想大宋替他办报纸的，可没几月，大宋没有将报纸筹备好，就被吕夷简弄下台去，让郑朗很蒙。

信至，朝堂又吵得哇哇一团。

于是郑朗连续接待两拨人。第一拨人是赵祯给了旨书，事情已经过去，让郑朗不要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