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法家太苛刻了，不是治国之，只能被统治者借鉴，家太消积了，只有用它来修练神仙的法门，但这是好话还是歹话呢？墨家本不可取，所以很早就消失不用了。只有儒家才是治国的法门所在，也是国家之的宗教。

说完了，带着两位小妹，就离开了。

就是这个细微的区别，却有可能产生一个大的步。

“董儒曲之，国者困之罚，无仁义用也，于以法家里，儒家表，一误千年，诚为可恨也。”

自此以后，仁义变了味！

合上纸，实际本没有看，以他的记，还能说错吗？

这里的义不仅仅是与仁的对立羞恶心，还是一刑罚，甚至刑杀！但不是郑朗说的，也不是从甲骨文中考来的宜、仪、义，是周朝礼官说的，孔说的，荀说的，孟说的，庄说的。

这样说，就将仁义讲清楚了。不是墨家那滥老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你打了我，我先与你讲理，还不行，再报之德，再不行，大家PK吧。但要反击得光明正大，伐正义之师。

“法家苛刻，以惩治民，故秦亡于二世也。家消积，追求飘缈，故寻于神仙之也。墨家迂阔，亡哉，久矣。唯儒家仁义之，长存于天地之间，奉为国家宗教也。”

然后再次鞠躬，：“我岁数小，或者见识陋，还望各位包涵。”

正是因为董仲舒的错识，仁义是好的，人嘛，但仅靠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只好用法家的一些理论，作为国家的里，辅以儒家的德治国。何必如此，事实儒家也没有反对刑罚，但比法家更步一些，以德人化人为主，以“义”为节，这才是儒家的王。

随便搬那一个来，都将下面这群人活活给砸死。

“仁者，乃侧隐之心，义者，乃羞恶之心。故仁者，乃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是故《逸周书·本典》云，能收民狱者，义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荀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jiān者也。《礼记》又曰，大夫而君杀之，义也。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是故庄取之，云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此乃儒家仁义也。”

治国也是如此，以德化之为主，辅以奖罚，这才是孔夫没有讲来的话。

C！。

仪行者，义行也，容烈血之威威嘉彰，始代于仪。墨又曰，义耳义耳，焉用言至哉，义者，利也，君不耻！孟则不然，曰，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礼记》曰，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夫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屈。此义，非乃墨家兼者，善有赏，恶有罚，德辅之，王化之也，故则民莫敢不屈，否之，何屈乎？故君以直报恶，何谓直，义也、理也、德也。”

这一段话是自董仲舒《秋繁·仁义法》。在这里，他将义象成“人与我”的关系，更上升到德的度，而抹杀了义原来与仁的对立，与刑杀刑罚的质。

是不是如此呢？不好说，其实孔这个义说得很模糊，也许意识到了，丢了许多话尾，但没有认真去解释，倒是孟说得比较清楚。也仅仅是比较二字，还没有郑朗今天说得清楚，直接来一个定位。

可同样不能否认，郑朗这些话都是从孔孟的言论当中延伸来的，细思之，确实有此意。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统治者还不是这个政策？

但这样一讲，就能更清晰一些，并且明确了治、、化为本，义为辅的开明政治，同时也不需要羞答答的以法家为耻，不好谈论。

“圣人义，何曲解此？董仲舒也。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义，以义正我，故仁义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为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之，义之为言我也。”

可在下面听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也没有一个人发声，一个个全听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