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为我国经济改革确定了正确的目标模式。（8）正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正是在“摸准”中国国情“吃透”中国实际的情况下，才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牐犠凵纤述，诚如恩格斯所“原则不是研究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原则和理论出发，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和哲学基础，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指导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体途径。由此而启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既无现成答案可查，更无现成道路可寻，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是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才是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得力法宝，是领导决策中第一的和首先应当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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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犃酱卫史性飞跃给予我们的另一方面的启示是：决策集团，尤其是决策集团的首要人物不唯有坚定正确的世界观，而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坚持正确的方向，探索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牐犆泽东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对马列主义原理和其精神实质悉心理解，形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准备把握，增强了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他确信“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决策，但正是这些正确的决策，却在早期长期受到来自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可怕的非难和指责。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决议影响下，李立三于1930年4月在《红旗》第90期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更有甚者，王明主持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指责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为“极严重的一贯左倾机会主义”在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不点名的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阻挠军事技术发展的“游击主义”等等。并在组织上以所谓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为由，取消了红一方面的政治委员制，排斥了当时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讨论和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的宁都会议上，更指责毛泽东扩大巩固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意见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批评毛泽东关于向赣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会后再次撤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迫使他了亲手缔造的红军。这些来自党内的、特别是中央的可怕的非难和排斥，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理论思想，反而更激发了他同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终于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取得了胜利，拔正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船。从而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